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年—1961年间因为三面红旗运动而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一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北方1000万至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三年大饥荒类似于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政策失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制度弊病、中共外交困难等。大跃进时期，为“超英赶美”，出现了“大炼钢铁”运动和“浮夸风”，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例如河南《陕县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而浮夸风也是导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期间知名的口号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
1961年1月，面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大跃进运动结束。而后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三面红旗”的指导地位下降，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对大跃进等政策的批评引起中共党主席毛泽东的不满，党内高层意见出现进一步分歧，毛泽东一度退居二线，促使其于1963年发起四清运动，并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埋下伏笔
Contents
1 事件具体发展
1.1 人民公社化运动
1.2 全民炼钢
1.3 后果
2 后续发展及其评价
事件具体发展[]
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国家为过往的社会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一种“政社合一”组织，分为“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而以前者最为著名。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之一，1958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肯定下，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展开。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的“平均主义”以及“公共食堂”等政策和制度被认为是导致北方三年大饥荒（1959-1961年）的原因之一。1961年“大跃进”结束，而进行政策调整后的人民公社则一直保留至改革开放初期
1958年8月起，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公共食堂”制度，至1958年秋有超过265万个公共食堂投入运作（许多公社不再把口粮分配到户），其中吃饭不要钱，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且农民无法自由退出食堂，出现过度消耗和粮食浪费，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又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极端的平均主义下，也导致人民生产积极性低。
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被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口粮、种子、饲料也全都上缴。经济学家孟昕、钱楠筠研究大饥荒的制度原因，发现1959年大饥荒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粮食产量高的地区，反而饿死的比率比较高。他们认为这是中央计划经济下，政府难以搜集产量新资讯并且作出调整的结果。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其核心是生产队，普遍存在的时期为1958年至1984年。其中，农村人民公社属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而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解体，人民公社全部被乡级行政区取代，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这一段时期（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但却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问题，农民失去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之中
1956年初，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一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拟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规定》提出：“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作出补充规定，根据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和供销矛盾的新发展，提出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始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但此后，1958年10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他在11月20日的沈阳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河南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1959年4月，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淮海、河南、河北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0省多达1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状态。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最终，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超正常年份的20%左右。
北方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59年北方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三年大饥荒时期（1959-1961年）：经济倒退，工业停顿，交通运输瘫痪，196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下降了1/3，普遍营养不良，造成数千万人饿死。
全民炼钢[]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大跃进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钢产量调整较1957年翻一倍，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在田间炼钢铁。企图以万马奔腾手段，达成农工生产突破。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铁门把手、窗旁的铁框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是用土高炉，柴火炼，温度不能达到，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浪费无数资源，并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决定要以“1天等于20年”的拼命速度，在15年达成“超英赶美”，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又在1958年展开“大跃进”运动，试图利用本土充裕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揪起全民炼钢铁运动。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当年大量粮食没能收回，粮食产量大减。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而土法炼钢的主要目的为达成钢铁产量增加一倍的指标，但炼出来的大都是粗钢废铁，远远达不到要求，生产出来的钢含很多杂质，炼出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没用的铁疙瘩，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损失，但各地却不断虚报生产指标，成为三年后造成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原因之一。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追加投资，致使基本建设规模迅速膨胀，战线越拉越长；商业银行全力支持工业大跃进，以致拆东墙补西墙，打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
后果[]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中共党营媒体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则总结指出：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并称“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
同时经济困难使得黄泛区地区大批人员出逃南方，出现第二次南下潮，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该情况由内参上报中央，震动朝野。尽管淮海非军事区局势十分紧张，还是有许多灾民冒险抱团冲过边境，使得南北边境经常发生火拼事件，中共军队向逃亡的灾民扫射，淮安国军也对共匪军队进行反击，为洪泽湖炮击事件的导火索。造成边界两市一度进入开战状态，也一度造成洪泽湖变为血湖。但有一些谨慎的灾民也通过南北秦岭小道进入南方，此事件造成边境淮安，汉中，信阳，汝南在六十年代初涌入不少灾民，这些人一度被安置在边界附近的临时篷户区。据淮安司令部统计，仅1960年就有26万灾民试图强闯边境，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灾民在边境被匪共伪军射杀，逃亡过来的仅剩8万。汉中司令部统计，1958-1962粗略估计有60万人试图冲边境，中共军队射杀了一半以上的人，“我们非常震惊，那些灾民像活靶子一样倒在边境线上，染红了淮海边境。”一位当时在非军事区服役过的国军老兵说。最甚者在北纬33度线北岸的平顶山、漯河，当地政府为了防止外逃，对当地居民家里搜查，在平顶山、漯河安置了大量共军，一旦有疑似迹象则立马上山下乡、游街批斗，甚至当场公审枪毙，在三年內一度屠杀了两地70%的人口以及34万外来人口。以及全国性饥荒和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
中共官方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300万”，但回避了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前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在中共社科院人口所讲课时称，他当时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统计得出死亡几千万，报告送交毛泽东，周恩来要求他们销毁。按死亡人数而言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其中仅河南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1200万。
后续发展及其评价[]
同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七千人大会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党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具体事务，林彪则在会议上依然公开支持毛泽东路线和“三面红旗”，毛、林等人和刘、邓等其他党内高层意见出现分歧。七千人大会还明确要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此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支持“三自一包”改革政策以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会议中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并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之后广为流传的“猫论”的早期版本：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全中国大陆大约有20%的生产队，陆续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与刘、邓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加大，尤其在三自一包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上。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多着重于如何提高粮食生产等问题，而毛泽东则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同时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遭批判降职。1963年，毛泽东发起的“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毛与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升级。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在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时说道。
1970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共的工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系统性的转变， 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到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拨乱反正期间的1980年2月23-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获得彻底平反，《人民日报》称“刘少奇的冤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讲话时说
但是，对于大饥荒，中共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所致，而现在中共官方和主流媒体则开始回避这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大百科全书》中，暂未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词条。普通高中教科书称之为“我国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义务教育教科书亦称“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